四川两光伏企业去年预亏5亿 多晶硅业务成“拖油瓶”
声称适量金箔对人体有利的误导宣传可以进行规制。
[88]《奥地利行政罚法》，载袁曙宏：《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但是，这一围绕《国家赔偿法》2条所采取的修法行为，在《行政处罚法》中却迟迟未能展开。
[41]（2）违法原则混淆了违法性与有责性。[54]伊萱：《不知怎可成为违法的挡箭牌》，载《中国民航报》2018年5月4日，第003版。对此，按照规范责任论的认识，应以一般人的认知能力为判断标准，对在同一情境下一般人是否可以看到禁止停车的标牌为判断对象，而不是某甲个人的认识能力。[3]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在责任条件的判断上，行政机关往往也需要根据特殊的经验法则判断主观过错。
[88] 第二，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0、11条。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法哲学上对于违法与有责的区分一直存有争议，[10]但部门法中一直是将二者分别评价的。如此，这些可能被认为关系到人民参与是否具有真实意义、是否会形式主义地走过场的问题，就相当于完全留给行政监管规则制定者自由裁量了。
全国人大或地方人大尚且只是用询问字眼，而非比较起来更为严厉的质询字眼，更遑论因询问而直接问责。（一）专题询问的展开 顾名思义，专题询问是针对专门主题或问题进行的询问。当然，政治应责机制之形成和成熟，需要较长时期的摸索、稳定、变动和发展。一个维度是回应（answerability），向某人应责意味着有义务去回应后者提出来的任何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往往是说明自己已经做了或未来准备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
然而，规则制定的人民参与模式，貌似让各利益诉求在行政过程中得以展现，让行政监管机关直接向参与的人民应责，摆脱了间接应责的A链条的束缚，而直接诉诸B链条。相反，下级对本选区人民的应责，更多地还要仰仗上级对下级的监督。
柯观：《金箔入酒争议：法律应该满足少数人炫富的需要吗？》，载《北京科技报》2015年2月9日第005版。[1]较之1982年的《食品卫生法（试行）》、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以及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这一定位当然并不为过，尽管有点噱头味道。听取意见的民主化符号意义，以及对行政监管规则可能导致的民众反应的顾虑，也曾经出现让人民参与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更为关键而棘手的是，人民参与模式并未解决规则制定者应该沿着B链条向参与者直接应责，还是应该沿着A链条向代议机关并最终向人民应责的问题。
这就给人民意志（即立法规范）的及时、明确、周全、细致的表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类似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所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责任所在的表达，即含有分内之事的意涵。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行政监管规则制定者不披露或不完全披露征集的意见，对采纳和不采纳意见的情况及相关理由基本不予详细阐明，不仅使得这样的一般性研判无法进行，更是容易被认为没有彻底实现有力的人民参与，没有真正形成对人民的应责。
例如，在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过程中，无论是起草阶段还是送审稿审查阶段，起草者和审查者都被要求以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定向发送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多种形式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公民、专家的意见。虽然历史地看，无论中外，公共行政纯粹是传送带的状况，从未存在过，但是，公共行政更多只是输送人民意志而较少僭越的话，其反民主性就不会凸显而成为众所关切的问题。
出于论证和交流所需，此处首先给出笔者理解的责任应责和政治应责的涵义。它有人民代表的提问，也有监管者的回应，确实能揭示出存在的问题，也能督促监管者彻底解决问题。
《金箔入酒引争议，纸醉金迷不可取》，载《质量与认证》2015年第3期。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外延更加广泛，除执行或解释立法的规定、宣布或实施政策的文件、对外行政程序规则外，规划、计划、标准和特定活动的批准等，也可纳入其中。然而，无论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比较倾向于惩戒或救济意义的行政责任，指向行为违法或不当或造成损失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专题询问应当与代议机关在代表与选民联系加强、专业性加强等方面的自身完善，[54]紧密而又具体地结合在一起。相比之下，2009年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条款仅为第5-6、95条。政治应责的各种链条存在不同程度的松弛。
（3）明察暗访和重点抽查。于是，立法出现了大量含糊不清的词语，出现了许多因预料不足而被事后经验证明存在的漏洞或矛盾，同时，也更多地出现了立法授予政府及其部门广泛的规则制定权。
最后，专题询问还有待常态化、制度化。[2]张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载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46] 第四，问题可谓重点突出，巨细兼顾。责任侧重于分内之事、惩戒或救济的静态确定，应责更侧重于关系的、动态的回应和担责。
然而，一旦出现安全事件，承担责任的往往不是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的关键领导。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办发[2009]25号，以下简称《领导问责暂行规定》）第5条第2项，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会被问责。自2011年开始至今，已有许多地方的人大就食品安全问题展开了专题询问工作，这是以往地方人大监督中较为少见的现象。且不论我国司法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还有待改革完善，单就某些问题（如监管的重视程度、监管资源的配置、监管体系的建构与改革、监管规则的裁量创制等）之本身而言，也并非司法能够胜任给出更可靠答案的。
[36] 人民参与在立法文本上的大踏步前进，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加之党政一体的结构特点，下级对上级的应责甚至最终关乎整个执政党和行政系统的执政绩效和对人民的承诺。
[15] 因此，尽管应责在不同论者笔下有着多样的定义，但其毕竟存在最低共识。其中，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等手段，对违法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对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实行最严肃的问责，对违法作业的检验机构等实行最严格的追责。
胡建淼：《行政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37页。[26]201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明确，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进行年度食品安全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否则，政治应责的不足，会成为整个行政监管责任体系的木桶短板。前文提及的行政首长政治应责，在这里得到相当的体现。例如，张兴诉呼家楼交通大队行政处罚案[（2009）朝行初字第88号2009）二中行初字第677号]涉及对《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京政发[2008]39号）的审查，法官在评析时始终强调对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审查，而在其看来，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应是具有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制定的，不与上位法冲突，不与相关上位法及立法精神相违背的法律文件。[17]也有政治应责、官僚应责、身份应责、专业应责、绩效应责和慎议应责的分类。
[14]在民主制中，应责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人民是最终的公议论坛（forum），每个公务官员和公务机构都必须与特定的公议论坛保持对话，如果他们没有履行特定的职责，就要面临一些具体的后果。透过责任可以定位某个个人或机构的规范角色——应当为或不为什么以及行为失当的不利后果，却在无意之中假定了该后果的必然实现，而把该应然后果转变为现实所需要的关系结构和展开过程，放在了视野的盲区。
对角应责（diagonal accountability）则是力图让公民直接参与到横向应责的过程中，打破国家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垄断，加强公民社会的监督作用。[45]参见朱宁宁：《拿什么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载《吉林人大》2016年第8期。
[20]其中，真正有可能具体而实际地涉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责任、而不是原则性规定负责制的，[21]主要是第117条和第142条。摘要: 应责不同于责任，有回应和惩戒两个维度，侧重于关系的、动态的过程。
